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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菲特:择时择机、顺应时代

发表时间:2021-09-21 19:00:00  来源:野望文存  浏览:次   【】【】【



作者:丁昶

来源:《文明、资本与投资》


导读:作为一个极其成功的投资者,巴菲特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异常金融现象。在这个金融现象的背后,必然存在着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理由。只有打通这些层次,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立体的巴菲特。


在中国股民中,沃伦·巴菲特可谓家喻户晓,人称“股神”。这位投资大师长年居全球富豪榜前三名。光有钱还不算,更加难得的是,他在投资圈中地位极高,非常受人尊崇。


在行业内,巴菲特大概是什么段位呢?中国的高瓴资本因为投资了腾讯和京东而闻名,它可能是目前中国最成功的投资基金。高瓴资本的创始人叫张磊。张磊的恩师,也是他的第一位投资人,叫大卫·斯文森。斯文森是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总监,在美国也是开宗立派的人物。我有一次当面向斯文森问起,巴菲特和他,两个人怎么比较。斯文森听到后,立即正色严肃地回答:“我永远不能与巴菲特相比。”


作为一个极其成功的投资者,巴菲特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异常金融现象。在这个金融现象的背后,必然存在着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理由。只有打通这些层次,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立体的巴菲特。


1

巴菲特的择时原则


要讨论巴菲特的择时原则,就不能不谈到美国的国运。巴菲特的择时原则很简单,说出来几乎尽人皆知:别人贪婪时我恐惧,别人恐惧时我贪婪。不过他这两句话可不是没有前提的,更不会放之四海皆准。他自己就曾多次表示,出生在美国,就相当于中了一张“卵巢彩票”。美国的国运,是他投资业绩的基础。那么美国的国运究竟如何,我想从空间和时间这两个维度来做一个基本评价。


从空间上看,美国是一个大国。我们知道,世界上有197个国家,无论从地理、人口还是经济上看,美国都是与整个欧洲平级的单位实体,而不是与英国、法国、德国平级的单位实体。放眼全球,能够与美国并称大国的,恐怕只有中国,印度和俄罗斯都差点意思。


世界银行和IMF(国际货币基金组织)的经济学家做了许多模型和指标,把几十个中型国家的数据样本放在一起分析,预测效果看起来都挺好,但是它们往往不适用于中、美等大国。


比如说,美国的基尼系数比欧洲国家都高。按照一般理解,这说明美国的贫富差距比较大。但是如果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计算基尼系数,那比美国还要高,因为它把东欧、西欧之间的国家不平衡计算进去了。同样道理,要是把中国的东部几个省份单独计算基尼系数,那也会比现在的全国统计低得多。


在投资上,规模差异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?我们可以看到,欧洲、日本股市的龙头公司,往往是一国之豪强,顶多占据一个细分领域;而美国股市的龙头公司,常常是一个大行业的世界霸主。这里的规模效应非常显著。截至2020年年底,全球市值1万亿美元以上的公司一共只有5家,其中4家是美国的,它们是苹果、微软、亚马逊、谷歌,还有一家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。市值5000亿美元到1万亿美元的公司有5家:美国的脸书、特斯拉,中国的阿里巴巴、腾讯和台积电。其他的各国龙头公司都只能从3000亿美元往下排,中间差着一大截呢。要知道,伯克希尔自身的市值都接近5000亿美元,超过很多小国家的股市总规模。如果不是在美股市场这样的“深海”里,是不可能养出巴菲特这样的“大鱼”的。


从时间上看,美国是世界群雄舞台的一个后来者,但是它最近一百年的崛起非常迅猛。美国建国是在1776年,一直到1850年,美国的人口仍然只有2000万出头,跟今天的一个大城市差不了多少,所以当年的欧洲列强并不把美国放在眼里。19世纪中期的法国社会学家阿历克西·德·托克维尔,曾经预言美国将成长为伟大的国家,这在当年还属于新奇之语。


大家知道,美国至今保留着一个上百年的老政策,即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可以自动获得美国国籍。这其实不算什么,要是放在一百多年前,欧洲移民到美国是可以自动获得土地的。通过迅速、大量吸收移民,到19世纪末,美国人口一举超过英、法、德,成为西方第一。


1945年二战结束后,美国国运进入巅峰时刻。当时整个欧洲都打烂了,最优秀的人才、资本全都跑到美国去了。经过一番“乾坤大挪移”,美国GDP(国内生产总值)一度占到全球的50%,黄金储备占全球的75%,可谓权倾一时,如日中天。


1945年,巴菲特15岁,正值青春年少建立世界观的时候。巴菲特一直笃信美国国运。这相当于他的思想钢印。思想钢印不是理性分析的结果。其实,世界上的事情很少能够分析得像小葱拌豆腐那样一清二白,往往分析到最后还是有几个趋势相互矛盾,几个证据相互冲突,那么你到底押注哪一边?这时候就只能靠思想钢印了。


正是带着这个思想钢印,巴菲特才能坚决践行“别人贪婪时我恐惧,别人恐惧时我贪婪”。2008年金融危机,全球股市暴跌,人人自危。巴菲特却跑去电视台发表讲话,表示坚定看好美国经济,并且公开宣布自己正在买入股票。


我们今天看巴菲特,似乎只能看到一个智慧的老者,但是在这个形象背后,其实还有一个执着的少年。要是没有这样的历史眼光,我们就无法真正认识这位传奇人物。


从整体趋势上看,看起来美国股市百年长牛,可是许多上了年纪的美国人并不这么想。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之后,全球经济进入大萧条。美元对黄金贬值了40%,这就相当于给所有资产价格立即注水了40%,道琼斯指数趴了25年,一直到1954年才创新高。所以说,美股也有坑死整整一代人的时候,无脑抄底可没有那么简单。


巴菲特的幸运之处就在于,他出生在1930年,即大萧条之后的第二年。而当他长大成人,崭露头角的时候,正赶上一个百年历史大底。当然,在人人谈股色变的年代,少年巴菲特却偏偏钟情于证券投资这个领域,并且终生一以贯之,这大概就是“别人恐惧时我贪婪”的最高境界吧。


2

巴菲特的选股秘诀


巴菲特谈论选股的内容很多。在每年致股东的信里和股东大会的问答中,他都会花大量篇幅介绍他分析公司基本面的经验。可是这些内容纷繁复杂,似乎很难用一条主线把它们串起来。事实上,我认为巴菲特选股的秘诀,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——复利


巴菲特曾多次强调复利的作用。所谓复利,就是资产金额按照指数函数增长,就像滚雪球一样,雪球自身体积越大,在地上滚一圈,沾上的雪花也就越多。


比如说,你每天赚1%,365天之后的结果就是1.01的365次方,大约可以增长36倍多;你每天亏1%,那么365天之后的结果就是0.99的365次方,只能剩下不到3%。两者相差1233倍,这就是复利的威力。


复利致富的原理如此简单,无数人津津乐道。不过思辨能力强的读者应该会觉得有点蹊跷,凭什么这么简单的原理,会轮到巴菲特来发现呢?


仅就数学意义而言,按指数函数增长的意义很早就被认识清楚了。18世纪末,英国人口学家、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·马尔萨斯的《人口原理》出版,该书的核心逻辑就是人口数量按照指数函数增长,迟早会突破生存资源的上限。但是在巴菲特之前,似乎没有哪位名人曾经提出过,资产金额也可以按照指数函数增长。


原因其实也很简单。因为那些先贤们全都生活在金本位时代,而巴菲特则生活在纸币时代。大家请注意,资产金额按照指数函数增长,是纸币时代的特有现象。


众所周知,美国股市是百年长牛,典型地按照指数函数增长,但是如果我们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除以黄金价格,得出的曲线便再也看不出一点儿指数增长的样子。


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(来自《文明、资本与投资》)


1931年英镑脱离金本位。1933年,美元脱离金本位。1944年,巴菲特14岁的时候,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,美元取代黄金成为世界硬通货。展现在少年巴菲特面前的,是一个全新的纸币时代。而他的历史使命,就是认识、研究、发掘、验证这个新时代的投资规律。


巴菲特向历史交出了一份精彩的答卷。这份答卷当然包含着许多智慧亮点,但是如果把其中的时代精神归纳起来,我想大概主要就是两条:资产端尽量与物价相关,负债端尽量与物价无关。


前一条“资产端尽量与物价相关”比较好理解。喜诗糖果、华盛顿邮报、吉列剃须刀、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、可口可乐、DQ冰激凌……股神旗下的这些招牌资产,大多与普通人的生活消费息息相关。随着物价上涨,这些公司的收入随之上升,甚至因为品牌效应而上升得更快,但是成本却不会同步增加,腾挪出来的就都是利润。


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在《聪明的投资者》一书中强调,投资者应当关注上市公司在过去10年间的平均每股净利润。他的本意是希望投资者不要被某一两年的异常情况误导。可是在纸币时代,物价变动不居,10年前的财务数据本身可能就是一种误导。所以巴菲特抛弃了导师的教诲,改为关注上市公司的定价能力,即上市公司随着物价上涨提高产品价格的能力,并将这种能力称为企业的“护城河”。


后一条“负债端尽量与物价无关”可能更难理解一些。毕竟借钱给你的人也不是傻子,既然物价不断上涨,那么他们索取的利率肯定也会更高。这似乎是一个在合理假设下无解的问题。但是股神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新路。


1970年,巴菲特收购蓝筹印花公司。这家公司的业务很有意思。它发行一些小巧的印花贴纸,如果有人集齐了一定数量的贴纸,就可以找公司兑换烤箱、水壶之类的奖品。据说兑换商品的目录多达116页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储蓄游戏。杂货店、加油站甚至殡仪馆都愿意出钱买进贴纸,然后发放给顾客。


请注意,印花公司从商家那里拿到了现金,但是向顾客承兑奖品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,甚至永远不会发生,随着销售和兑付不断滚动,印花公司的账面上始终存着一笔资金。按照今天的会计准则,它应该被计为预收账款,不过从资金性质上来说,它确实是一笔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负债。


理解了印花公司,你就会发现保险公司的商业逻辑与其并无二致。保险人把现金交给保险公司,换取一个在未来兑现或者永远不会兑现的赔付承诺。在实际发生事故之前,这笔资金将由保险公司支配,后者却不必为此支付利息。而且保险公司的规模可以做得很大。与保险公司相比,印花公司就是一场小把戏。所以后来伯克希尔的整个投资平台,都建立在保险业务的基石之上。


公允地说,印花公司也好,保险公司也好,它们的负债并非没有成本,前者需要承兑奖品,后者需要承兑赔付。但是它们的成本都与通胀无关,不会随物价上涨而上涨。巴菲特看中的正是这一点。


“资产端尽量与物价相关,负债端尽量与物价无关”,这是贯穿巴菲特一生选股的核心逻辑。而它的运行机理也很简单:只要物价不断上涨,收入也会随之上涨,而成本则不然。因此物价越涨,利润越多,最终的结果就体现为复利的指数增长。


3

回看太阳谷演讲


现在让我们回到1998年,看一看当年发生了什么。


首先澄清一点,巴菲特的整体投资框架并没有过时。1998年之后,伯克希尔的股价仍然上涨了大约3.4倍。换句话说,巴菲特今天的财富,超过3/4都是在1998年之后才赚到的。他仍然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大师之一。


我们只是想讨论,为什么在1998年之后,美股又经历了20多年长牛,而伯克希尔的股票自带1.5倍杠杆却仍然不能跑赢市场?


也许部分巴菲特的粉丝会觉得,这个问题近乎明知故问。因为巴菲特坚持低配科技股,所以错过了21世纪美股市场上的最大机遇。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。可是为什么巴菲特坚持低配科技股?他自己的解释是“看不懂”。


可是如果真的只是看不懂,那么对于美股市场第一大权重板块,他完全可以采取“标配”。他曾经多次建议散户买入指数基金。他如果真觉得看不懂市场,那么只要1.5倍杠杆买入指数基金,他的“伯克希尔号”超级跑车照样可以跑个一骑绝尘。所以很明显,他不是“看不懂”,而是“看得懂”。他有明确的观点,那就是不看好科技股,所以才低配。


股神本人的谦虚和隐晦,使得我们很难窥见他的真实内心。而仅有的一次机会,可能还得从20年前说起……


伯克希尔作为一家横跨多个行业的综合性巨型资本集团,它的股价走势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与标普500指数保持同向波动。但是1998-2002年间,两者之间出现了一次罕见的背离。


1998-1999年,标普500指数上涨而伯克希尔的股价下跌。2000-2002年,标普500指数下跌而伯克希尔的股价上涨。挖完一个大坑之后,两者的比值回到原点,并且一直保持到今天。


这两次罕见背离的背后,是巴菲特与华尔街之间的一次惊心动魄的激烈对抗——华尔街看多,巴菲特看空。


1999年夏天,巴菲特发表了著名的太阳谷演讲,明确了他对股市,尤其是对科技股的看空态度。据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公开看空股市。


随后纳斯达克指数加速上涨,而伯克希尔股票则遭遇巨量抛售,股价在10个多月里几乎腰斩,以致巴菲特史无前例地在1999年致股东的信中致歉:“在资产配置这门课上,今年我的考试成绩是D。”


2000年2月,纳斯达克指数崩盘。2001年,“9·11”事件发生。截至2002年9月,纳斯达克100指数下跌超过80%。而在标普500见顶回落的同时,伯克希尔的股价却从底部稳步回升了。


许多人因此宣布巴菲特在这次史诗级交锋中获得胜利。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另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正在发生,即美联储把基准利率从6.5%一路降至1%,甚至打破了大萧条时期的最低纪录。


在1999年的太阳谷演讲中,巴菲特给自己的看空结论做了三条风险提示。也就是说,如果发生了以下三件事,则他的看空逻辑不再成立。


第一件事,美国GDP加速增长。


我想,作为一名爱国者,巴菲特如果一定要认错,他肯定最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认错。可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,美国的GDP增速就一直在下行,从两位数下降到6%左右,然后再下降到4%。


请注意,我们这里说的是名义GDP增速,而不是通常经济学家关注的实际GDP增速。名义GDP增速通常会高于实际GDP增速。因为经济学家关注的是效率提升,所以要剔除物价因素。而我们关注公司财务的时候,1美元就是1美元,用不着剔除物价因素。


第二件事,企业盈利占GDP比重明显上升。


这个视角很有意思。因为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出不外乎三个分配方向:劳动、政府和资本。如果前两家拿的少了,资本拿的份额自然就多了。


站在1999年的时点上看,当时美国企业税后利润占GDP的比重大约是5.6%。此前30多年,此比例最高只短暂突破过8%。所以,巴菲特有理由认为这个比例不会大幅上升。


然而这种状况确实发生了。21世纪的前19年,美国企业税后利润占GDP的比重平均值为8.7%,超过历史最高值,比1999年的5.6%上升了一半多。这使得美国企业在GDP总盘子增速不快的情况下,维持了较快的利润增速。


在资本多拿的3.1个百分点里,大约有1.7个百分点是从政府那里拿来的,另外1.4个百分点是从劳动那里拿来的。也就是说,企业同时侵蚀了政府和劳动的份额,其中政府让利更多一些。


可是与此同时,美国政府的开支却明显扩大了。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?发行国债。那政府如何负担大量发行国债的利息?这就要说到第三件事情了。


第三件事,利率大幅下降并且长期维持在历史低位。


对巴菲特来说,这件事情可能是最与他的人生经验相抵触、最难以接受的,但这件事情确实发生了。


2003年,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下调到1%,而此时代表华尔街长期观点的十年期国债利率还在4.1%左右。再经过2008年大衰退,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下调到0.25%,十年期国债利率下降到2%左右。在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,当美国基准利率再次回到0.25%时,十年期国债利率已经下降到0.6%左右。


事实上,在过去数十年间,美联储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,那就是遇到危机就降息:在应对储贷危机、科网泡沫和次贷危机时,它会降息;在应对“9·11”事件和新冠肺炎疫情时,它也会降息。等危机稳定之后,它会试图再把利率加回去。可是每次重新加息的尝试,都会引发更大的危机,于是它就只能把利率降得更低。


降低利率可以推高资产价格,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。但凡手上有股票、有债券、有房子的,一降息,资产都增值了,似乎应该皆大欢喜。


可是实际上呢?企业的经营效率并没有改进,技术水平并没有提高,债券的票息并没有增加,房子的舒适度并没有改善。除了价格,其实什么都没有变。


巴菲特的好友霍华德·马克斯曾经说过,资本主义没有破产,就像天主教没有地狱。100多年前,约瑟夫·熊彼特就在名著《经济发展理论》中提出了“创造性破坏”的概念。熊彼特认为,衰退是必然的,也是必要的。在衰退中淘汰弱者,是推动革新创造、重新迎来繁荣的必经之路。


从更加技术性的层面来讲,世界上最早的中央银行是英格兰银行,最早的央行操作规范——白芝浩原则,也诞生于英国。所谓白芝浩原则,核心逻辑跟我们中国的一句老话很像,叫做“救急不救穷”。也就是说,由金融市场恐慌导致的非理性下跌是需要救市的,但由基本面恶化导致的正常下跌则是不应该救市的。


白芝浩原则的核心思想是维护市场的判断能力,不要轻易假设政府比市场聪明。确实,金融市场经常会因短期情绪做出超额调整。但是至少在美国,无论是比硬件条件还是比人才储备,华尔街对长期经济前景的判断能力,都没有理由弱于美联储。所以美联储那些存续期长达数月、数季度甚至数年的救市工具,无疑都是违背白芝浩原则的。其实很多时候,华尔街非但不恐慌,反而非常冷静地跟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讨价还价。那就是彻底的道德风险了。


在2008年大衰退之后,美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学术各界曾经进行过普遍的反思。如果2001年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没有戏剧性地大幅降息,或者至少把基准利率保持在2%的通胀水平之上,那么按照常识推断,大概会有以下结果:美国股市的估值水平会比实际情况更低,指数跌幅更大,更多弱小的企业倒闭;美国的GDP增速会更低,失业率会更高;但是与此同时,美国的房价泡沫很可能可以避免,次贷泡沫不会产生,外贸和财政双赤字将会缩小,金融系统更加稳健,2008年大衰退也很可能不会出现;贫富差距将会缩小,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会更加平稳。如果换一种选择,人民是否会感到更加幸福呢?


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,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应该以经济体的短期盈缩为目标,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尽可能地推动技术进步。那么如果没有超低利率,没有资产泡沫,美国的科技进步是否会减缓?


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。风险投资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硅谷,那时的基准利率高达20%。美国科技的繁荣,更多地取决于学术、科技、市场规模和语言等条件。很难想象,如果基准利率高于2%,脸书公司就不会出现,或者出现在日本。当然,风险投资人肯定会更谨慎一些,许多垃圾项目大概是拿不到投资了。


俗话说,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培育科技进步需要解决很多问题,其中能够靠砸钱来解决的只是一小部分。事实上,过分的资产泡沫有可能分散创业者和技术人员的注意力,使他们心猿意马、心有旁骛,甚至拖累科技进步。有些公司本来干得挺好,上市暴富之后,竟沉迷于资本运作,玩弄财技,反而荒废了主业。这样的例子太多了。


较高的利率肯定会加重美国政府的国债利息负担。不过在巴菲特看来,这大概是最不重要的事情了。支持国家财政,纳税光荣,何必玩什么花招呢?在2008年大衰退中,他就曾多次公开喊话:别借那么多债务了,给我加税!


几乎所有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销售的街机游戏,都会在开机画面上显示一行来自FBI(联邦调查局)的禁毒标语:Winners don’t use drugs,意思是胜者不靠毒品。这句话同样适合用来形容巴菲特:不要央行放水,不要政府让利,只要物竞天择,笃信美国必胜。这才是股神精神的硬核。


我们可以设想,在2001年纳斯达克指数崩盘之后,假如没有超强力度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勉力扶持,那么巴菲特在21世纪继续跑赢指数就是大概率事件。只可惜,“东风不与周郎便”,历史是没有办法假设的。


当然,巴菲特还是那个打着思想钢印的巴菲特,他对美国的热爱大概是不会变的,但是如果他对美股第一大板块喜欢不起来,那么他对美股的热爱肯定也回不到当年的程度。21世纪的美国,真的让他有点儿不太适应。


4

偶像之于你我


关于巴菲特与时代的互动,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。最后我想谈一谈我们对待偶像的态度。


我知道,巴菲特是许多投资者的偶像。我见过有些投资者能够把巴菲特的语录逐字逐句地背诵出来。我还知道有些投资者全面模仿巴菲特的生活习惯,甚至只吃他喜欢的食物,只喝他喜欢的饮料。那种虔诚的态度,简直就像初中生追逐娱乐明星一样。


散户如此,机构投资者也不遑多让。2008年,巴菲特在香港股市买入比亚迪。2011年比亚迪登陆A股。许多基金经理都表示,无论如何都要持有一些A股比亚迪,有些甚至还提出一定要重仓,似乎不如此,就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巴菲特信徒,进而也就算不上价值投资者。


模仿强者可能是人类的天性。英语里有一句谚语:模仿是最真诚的恭维。这句话在许多领域都适用,证券投资也一样。华尔街也有一句行话“打不过它,就加入它”,同样也是顺应潮流,跟着趋势走的意思。


事实上,对中国投资者来说,如果你从30年前,哪怕20年前开始模仿巴菲特的择时和选股原则,那么到今天一定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了。可是模仿者最危险的时候是什么呢?就是潮流趋势已经悄悄起了变化,而你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。


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,他非常擅长以远远低于净资产的价格买入优质龙头企业。这个买入标准放到今天来看也没有什么问题,可是在纸币时代,通货膨胀的存在使得市场几乎不可能给你这样的机会。巴菲特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惯例是差不多以8~12倍市盈率买入业绩可持续增长的公司。这个标准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,唯一的问题是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。如果暂时没有,你可以等待。可是如果一直没有呢?20世纪80年代,无风险利率接近两位数,谁都不用急着哄抬股价。可是现在全球零利率,你愿意等到低点再买,人家不愿意等怎么办?


对于这种时代主题的变迁,我觉得投资者没有什么可抱怨的。在实体经济中,技术、产品、管理等方面的创新都是可以带来超额回报的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任何创新总会被消化、超越、颠覆,没有谁能够躺在“功劳簿”上吃一辈子。假使有这种人,那么他就成了社会资源的净消耗者,那就肯定会在下一次变革时被清理掉。


从宏观视角来看,无论哪个行业,垄断总是偶然的,竞争才是必然的;创新总是偶然的,平庸才是必然的;赚钱总是偶然的,不赚钱才是必然的。而我们普通二级市场投资者所处的正是一种典型的完全竞争的局面。所以我建议投资者也要摆正心态:要想有效地获取超额收益,仅凭某一粉丝的标签和虔诚是肯定不行的,必须得用自己的智力劳动来争取。怎么争取呢?那就要研究社会、经济问题,通过在市场中“用脚投票”来发出正确的信号。这就是我们投资者的本职工作,也是我们得以存在并要求获得社会分配的根本理由。


巴菲特自己曾经说过,人不能看着后视镜开车。任何基金销售材料里也都会提示:历史业绩不代表未来。巴菲特成功了几十年,这确实是奇迹,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的投资方式就能够一成不变地永远成功下去。当然,对巴菲特本人来说,他的历史地位已经确定了,更何况他已经年过九旬,人生走到了晚年。所以对他来说,完全没有必要抛弃过去几十年的经验,想方设法开发一套新的投资原则,去追求人生最后几年的收益最大化。


不过我相信,绝大多数读者的年纪都没有那么大,我们还有很长的岁月要在未来的时代中度过,所以我们有必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。假如一定要做些什么来向“股神”致敬,那就像他一样,更好地顺应自己所处的时代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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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廖金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