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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易斯: 我的经济学之路

发表时间:2021-07-22 19:03:00  来源:野望文存  浏览:次   【】【】【

编者按:

威廉·阿瑟·刘易斯是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,著名的“刘易斯拐点”就是由他提出的。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提出了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著名“二元”模式,这个“二元”模式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争论,是促使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。本文为刘易斯在威廉·伯烈特经济论坛上所作的主题演讲,在演讲中,他回忆了自己是如何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,以及对经济大恐慌的探索和贸易条件决定因素的思考。

作    者:威廉·阿瑟·刘易斯

来    源:金融读书会

本文共计6839字数,阅读约需要11-15钟。


我从来不曾想过当经济学家。家父原本希望我当律师,但他在我7岁那年就撒手人寰,所以在决定我一生出路的重要时刻,他已无从表达意见。那是1932年,我获得路易斯(St.Lucia)政府的奖学金,可以选择进入任何一所英国大学就读。我不想行医,也不想当老师,所以我感到十分彷徨,因为在那个年代里,只有律师、医生、传教士与教师,是黑人青年能从事的工作。我一心想成为工程师,但是当时的殖民地政府以及制糖业却不可能雇用黑人工程师。至于家母,对我所作的任何选择都无条件地支持。事实上,如果不是她老人家,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。


由殖民地到伦敦


在翻阅伦敦大学(University of London)的简介时,我深深地被所谓“商学士学位”所吸引,课程内容包括会计学、统计学、商事法、企业管理、经济学、一门外国语言以及经济史。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名堂?我从未听过这个名词,大概整个圣路易斯也没有人知道。不过没关系,这项学位的其他课程都非常实用,有助于我日后在民间企业或政府行政部门就职。所以,在1933年,也就是18岁那年,我动身前往伦敦,修习商学课程。


在伦敦经济学院(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)修业期间,经济学成为我最拿手的科目,因此1937年我以第一名毕业时,获得了该校的奖学金,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。翌年,我被聘为助教,为期一年,期满后升为助理讲师。过去数年来,我曾对自己的前途举棋不定,但面对亲朋好友的质疑,我总是充满信心。如今这些都已过去,我立志要成为一名经济学者。


当初我对经济学一无所知,但对行政管理却不陌生。从1929年离开学校到1933年赴伦敦的四年期间,我曾在政府部门担任基层办事员。在那里,我学会了几乎所有文书处理的技巧——如打字、记录、写信及档案管理等,对我大学时期的学业可以说是助益匪浅。我对行政与法律架构的逐渐熟悉,也给我极大的帮助。

当然,我也赚到微薄的薪资(每个月3英镑),可以贴补家用。家母总是竭尽所能地增加家庭的收入,靠着她的努力,才能将五个儿子扶养成人。家父去世之际,我们五兄弟都还小(我排行老四),因此家母的一生,可说是艰苦奋斗有成的典范:一位寡妇带着一群年幼的孩子,手头拮据,人生地不熟,所凭借的就是绝对的正直,永不动摇的勇气,以及对上帝虔诚的信仰。在校期间,我常听到较年长的男孩大放厥词,说男性在各方面均强过女性,但我总认为他们的说法太过荒唐。


跳级就读


我之所以离开学校,是因为已修完了取得剑桥学院文凭(Cambridge School Certificate)的所有课程(相当于美国的SAT,即美国大学入学资格测验)。至于我有能力在14岁就修完所有课程,是因为在6岁那年受到感染而被迫辍学三个月时,曾经担任教职而那时是政府公务员的家父对我说:“别担心,我每天都会教你一些东西,你不会跟不上的。”其实,这是家父含蓄的说词。任何一位聪明的小孩,如果每天跟着家庭教师学习,他在三个月所吸收的知识,应该可以抵得上学校老师在课堂上教两年的份量。三个月后复学,我跳了两个年级,但是学习进度仍然领先学校的课程。不过,那也是一段充满创伤的经验。因为在往后的学校生活中,和我一起上课的同学都比我大两三岁,他们弯起胳膊,展现隆起的肌肉,而我却乏善可陈。玩板球时,总是到末尾才轮到我上场。由于体格瘦小,我有严重的自卑感。我也理解到,在团体里要被同事所接受,并不是只靠学业表现而已,还必须迎合他们的价值标准。由于很早就离开学校,我变得早熟。后来我来到英格兰,原以为同样10岁的英国青年会比我老成,结果却发现并非如此。


似乎在冥冥之中我已要成为经济学者,连成为哪一种经济学者也好像早有定数——应用经济学者。这并不是把经济学应用到产业界或是结构性的问题上,而是在从事经济分析时,由制度面的背景来处理问题,因为我认为解决之道应同时兼顾制度架构与经济分析。


至于我要专攻应用经济学的哪一方面,也早安排好了。毕业后我担任的是商学系教授普兰特(Arnold Plant)爵土的助理讲师,他也是我的指导教授。由于他的推荐,我才能获得奖学金以及助理讲师的职位(这是该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件聘用黑人教师的人事案,当然也引起一些反应。)基本上,他是位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,但我却不是。然而我们在经济学认知上的歧义,却无损于彼此的情谊。


普兰特是专攻英国产业组织的专家,他引领我走向这个领域,也建议我的博士论文选择这方面主题,所以我成为研究英国产业组织的“专家”。我深爱这个研究题目,因此也就乐在其中。


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(和其他年代一样),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地方。校园里可以说是百家争鸣,那些所谓“热门”的学科,往往有两到三位教授竞相开课,互相竞争,懂得门道的人总是能享受到知识的盛宴。伦敦经济学院典型的高材生,由于汲汲于探索多种相互冲突的理论而脑筋灵活,还经常要分辨知识的真伪,所以富于怀疑精神。该校一向以培养优秀的经理人与差劲的国会议员而著称。


伦敦经济学院并不重视凯恩斯学派(Keynesianism),当时负责讲授此种理论的是年轻的讲师,知名的教授却对之嗤之以鼻。相反地,该校却是发展与推广新古典经济学(neoclassical econmics)的先锋,特别知名的有希克斯(John Hicks)、亚伦(RoyAllen)、卡尔多(Nicholas Kaldor)、哈耶克(Friedrich Hayek)、罗宾斯(Lionel Robbins)。


以事实验证理论


这就是我所处的研究环境。这个圈子里大部分的著作都是有关理论的建构:把文字转化为图表,再将图表转化为方程式。我是其中少数以事实来验证理论的人。


我在1937年获得研究产业组织的奖学金,从此开始投入这个主题。1948年,我抵达曼彻斯特(Manchester),并出版了《营运成本》(Overhead Costs)一书,这是由我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。


我对营运成本感兴趣的部分,是当单位平均成本高于边际成本时的价格结构问题。柏莱图法则(Parto rule)认为价格应该等于边际成本,但如果在上述情况中引用此法则,恐怕厂商就要关门大吉了。实际上,这种状况一如今天的航空业,在破产与独占之间摆荡。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强制施行边际定价,并补贴厂商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之间的差额。从整体产业政策的观点来看,这似乎不切实际,而且我们也无法认同其正当性,因为许多纳税人将会被迫为自己从未享用的服务付费。假如我们从使用者付费的观点来看,那么问题将缩小到如何将固定成本分摊到使用者这个课题上。就这项问题,我是从铁路“对交通载运者收费”的原则出发,并结合罗宾逊夫人(Joan Robinson)提出的新差别取价理论(new price discrimination theory)。


营运成本另外一个层面是时间的面向。需求经常是不稳定且有波动的,假如产出的成品无法储存,势必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发生生产能力闲置。如何分摊这方面的成本呢?我认为处理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,就是把固定投资视为生产者分担于不同时间内不同产出的联合成本,大家各自就其能力负担,而且这些支出的总和不能超过总成本。


因此,我论文的重点,是要探讨在营运成本的不同计算方式下,产业的价格系统如何,而不是着眼于单纯的单位产出成本。这些价格系统包括:复式定价、不同时段的差别定价、数量折扣、权利金折让以及相关的制度问题,如交易印花、指定采购等,而有关定价的法律史也是我的兴趣所在。由于往后的二十年,英国广泛地实行价格管制措施,因此我的著作也就有了现成的读者。


混合型经济的管理


这项有关产业结构的分析,成为我闲暇时著作的背景资料,这些著作包括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,名为《经济计划原理》(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)。到今年正好成立满一百周年的费边社(Fabian Society),可以说是英国工党(Labour Party)的智囊团。事实上,费边社成立在工党之前,并独立于工党之外。1947年,我曾参加费边社举办的一场研讨会,并宣读了一篇论文,主题是避免通货膨胀的重要性以及必须采取的措施,结果遭到毫不留情的抨击。我对于他们情绪化的表现感到惊讶,于是向大会秘书长说:“你们真的需要委托专人对管理混合型经济(mixed economy)的问题和潜在风险进行研究。”他说:“为什么你不来做呢?”我想了一下,随即答应了他的提议。


费边社出版的研究小册,一般大约在二三十页之间,但是我的这份报告却超过了一百页。并不是我喜欢长篇大论,实在是如何管理混合型经济这个课题,的确需要这样的篇幅。这本书并不是开山之作,但刚好赶上议题广受讨论的时机,因此虽然探讨只能限于1948年英国存在的问题,后来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,在世界各地广泛发行。书中对避免通货膨胀所开的处方,是属于凯恩斯学派的观点,也就是维持货币所得的年增率不超过3%。最近为了这次演讲,我又重新浏览了这本著作,有一点引起我注意的是:混合型经济的施行,经常是为了顺应民众普遍深感挫折的浪潮,但最后总会迎面撞上国际收支的暗礁而改弦易辙(如1936与1981年的法国、1945年的英国以及1976年的牙买加)。针对一个新掌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府,其所实行的混合型经济将会遭遇哪些问题,实在有人该写本手册逐—陈述,书名或许可以用类似“最初的两年”这样的标题。当然,这有待其他的作者来执笔了。


再回到我的学术发展历程。根据我的猜想,此一系列讲座的主办单位.是希望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如何和他所处的环境发生关联。然而,我个人的情况并不是这方面的典范。一开始我就说过,其实我最初想当工程师,但却阴差阳错地成为经济学家;我去大学任教,是因为并没有其他工作可供选择;而成为应用经济学者,则是因为那是我指导教授研究的主题。之后我的人生旅途,也仍然是循着这样的轨迹。我并不是在抱怨,因为比起别人,命运之神已经给我太多的眷顾。在此,我只是很忠实地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。


1945年,我停掉产业经济的课程,教起一门并非我主动选择的课程: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。当时经济系的代理系主任是哈耶克,他有一天对我说:“我们一直向学生灌输产业循环理论以及经济大恐慌的原因,但是目前进来的学生都是1927年出生的,他们对大恐慌并没有任何记忆,也就搞不懂我们在说什么。你为什么不开一门课,来探讨一下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形势呢?”我回答说:“对你的问题,我的答案很简单,那就是,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两次大战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”哈耶克接着说:“那刚好!学习某种学科的最好方法,就是教这门学科。”这一段姻缘,促成了四年后我所出版的一本小书,名为《1919年-1939年之经济回顾》(Economic Survey 1919年-1939年),汇整了我们当时对1919年-1939年间对世界经济的认知。


在今天来看,这些工作应该是属于计量经济学者的工作,只是当时计量经济学还未在经济学领域里建立起独领风骚的地位。丁伯根(Tinbergen)在战时为英国经济所发展的模型,已经指出一条道路,但也不过是很一般化的方向。同时,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各项数据资料,可以说是相当匾乏。我曾希望通过阅读这段期间出版的各项经济文献,特别是财务金融周报之类,获得一些线索,但结果可说是一无所获。今天我们所使用的语言,已和当年大异其趣,经济学家行文之中,大量使用各种百分比和数字,即使我们每天阅读的报纸亦然,连一般的读者好像也得在脑袋里放一部个人电脑,以便随时能由一项指标跳到另一项指标。战前的经济学家,则常用“许多”、“一些”、“某些”等字眼,避免使用具体的数字。


探索经济大恐慌


回顾这段经验,我感觉,与20年代的所谓大繁荣相比,我个人在处理30年代的大恐慌上更为游刃有余。美国人自认为20年代的后五年,是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,但这样的认知并没有统计学上的依据,因为各项经济指标的表现只是平平而已。在这样错误的认知影响下,一般人往往认为20年代的世界经济也是普遍繁荣,从而低估了当时全球贸易相对停滞的现象,以及由此衍生的后果。当时主要的工业产品普遍出现超额供给,特别是纺织、钢铁、造船,以及煤矿等产业更为严重,使得英国、德国、日本与印度重要工业生产中心的失业问题十分严重。当时的经济学者,大都以汇率失衡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;但今天我们会称之为结构性的失业(strctural unemployment),并寻求较积极的解决之道。我书中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发生大萧条,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却出现空前的繁荣,未提出任何质疑,也未加以解答。我想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,应该是全球经济在20年代后半期比50年代后半期更不稳定吧!


奇怪的是,30年代的大恐慌反而是较容易理解的。首先要避免碰触的问题是: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经济大衰退?汗牛充栋的景气循环理论(trade cycle theory),提出了各种可能的成因,每种都是充分但却非必要的条件。要弄清问题,可能就像和八爪鱼打一场混战。


我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,承认在前一个世纪中,每间隔四到十年就会发生衰退的现象。因此问题并不在于1929年为何会发生衰退,而是在于为何衰退一旦开始,会如此急剧地恶化?其间有何特殊之处?我们不可能只用两段文字,就对大恐慌的原因有完整的交待,但却可以将七项决定性的因素整理如下:


1.当时美国经济的繁荣,和铁道——营建——移民——建筑产业的循环周期相重合。然而,随着美国国会通过从1924年起限制移民的法案,营建业的景气自20年代中期开始减退,再加上30年代后前半段经济的不正常,导致整体经济全面恶化。


2.在20年代中期,由于农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超过需求增长,使得农产品价格在美国国内及国际市场上不断滑落。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与水准也跟着降低,而农村银行宣告倒闭的情况偏高。


3.当时的货币与财政主管当局相信,重振生产的最好方法,就是降低所得的流通,而他们也的确如此执行。此举可能也使不景气雪上加霜。


4.德国产业的萧条和美国一样严重,二者间关系的效果加重了彼此经济的恶化。


5.各地的资本家普遍缺乏信心,从而减少投资。投资减少意味着生产降低、所得减少、产能过剩,从而使投资更为减少,形成恶性循环。


6.纽约证券市场的气氛在20年代末期过度乐观,但之后却兵败如山倒,连不相干的消息也能导致股价下跌。


7.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,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,并提高关税。国际贸易量下跌了30%。


上文仅是对大萧条原因的叙述,并没有列示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、发生的顺序或彼此之间的关系,这些是计量经济学者的事。我只是要借此说明,由于有这么多的不利因素聚在一起,难怪会造成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。


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


在我看来,《1919年-1939年之经济回顾》的出版,还有两个未解决的问题,而我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,也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加以研究。第一个问题是,决定工业制品与初级产品之间贸易条件(terms of trade)的因素为何,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该书的中心课题。1925年之后,农产品价格下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加速蔓延,造成农村破产,银行倒闭,更促使若干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度。其实,这也是我一生钻研的中心课题,因为我的祖国一直深受农产品价格巨幅波动之苦,使稳定经济情势的措施备加困难。


我对贸易条件的后续研究,是源自一项观察,那就是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与世界初级产品贸易指数之间,存在一个稳定的关系。工业生产每成长1%,会伴随着初级产品的贸易增长0.87%。此一关系可以追溯到1873年,并后推到1973年,但1873年以前则不适用。在研究的过程中,我编印了回溯至1870年、甚至1850年的统计资料,包括全球工业生产指数、工业制品与初级产品的全球贸易、热带农产品及工业制品的价格等。


从理论的观点来看,贸易条件的短期决定因素,必须是供给与需求。每个人都可以为不同类的商品设计供需模型,并计算其短期弹性。但根据我在下面将提及的模式,热带农作物的贸易条件,从长期的观点来看,是取决于无限大的供给弹性,因此根本不受需求变化的影响。供给弹性无限大,是由于在整个热带农作物产出之中,出口只占很低的比重——不到20%,因此长时间内(例如二十年以上)外销农产品能在固定的成本下扩增或缩减数量。由于粮食生产的收益甚低,上述的成本非常低。根据此一分析,得到一项非常重要的结论,即农民最好生产更多的粮食,而不要将资源用于生产更多的外销农产品。此一论争仍然是目前相当热门的议题。


现在,再回到前书所留下的第二个问题。只要研究经济大恐慌,就一定会面对这样的问题:这到底是前所未有的单一事件,还是连续系列中的一个环节。对这个问题,我从50年代开始继续研究,直到1978年出版《1890年-1913年的成长与波动》(Growthand Fluctuations 1890-1913)这本书。为什么会耗费这样长时间,部分原因是其中有9年暂时脱离大学的研究环境,还有是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收集与准备资料,其中包括我之前提及的各项指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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